试论巴勒斯坦民族构建问题本土与流亡民族主

内容提要:巴勒斯坦民族构建问题是个长期而艰难的系统工程。巴勒斯坦民族主义产生及巴勒斯坦民族认同确立后,由于巴勒斯坦民族流亡于世界各地的特殊情况,本土与流亡民族主义之间长期相互隔绝,虽然经过了长期磨合,但至今仍存在严重分歧,给民族、国家的构建带来负面影响。因此,消除分歧,加强团结,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是各政治派别的当务之急。

原文出处:西亚非洲年09期

巴勒斯坦的民族构建是近现代民族史上一个十分复杂而特殊的问题,其构建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它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民族的形成先于国家的形成,与大多数国家构建的过程不同,“民族的构建”与“国家的构建”不是同步进行的,因此,巴勒斯坦人至今被学术界称为“一个没有国家的民族”①。

巴勒斯坦民族认同的确立

巴勒斯坦的民族构建经历了一个艰难历程,其民族的形成与世界各地民族形成的过程一样,与人类社会最早出现的民族、部落等社会组织形式有天然的联系。

早在阿拉伯帝国统治时期,巴勒斯坦已经出现并形成了两大部落联盟,一个位于北部地区称凯斯(Qais),另一个位于南部,名叫也门(Yaman)。19世纪初,巴勒斯坦虽然名义上在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下,但实权却在当地大的氏族部落(áshair)首领手中。各氏族均由族内最有权势的家族出任首领,负责保卫族人的安全、财产,并管理着族人的日常生活事务。为了争夺土地、水源和当地的行政领导权,19世纪中期,巴勒斯坦爆发了大规模武装冲突。对此,有历史学家认为,这是两大部落联盟之间的冲突。②当地的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一样分属两个部落联盟。部落的形成对民族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就是说是人类“朝着民族(nation)的形成跨出了第一步”③。

民族是人们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稳定的共同体,即民族共同体。斯大林在界定民族时曾指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④尽管学术界对此定义仍有争议,但是,它完全符合巴勒斯坦人的情况,也就是说巴勒斯坦人不论在前资本主义时代,还是在资本主义上升时代,已完全具备上述形成民族的基本要素。自公元1世纪以来,犹太人经受罗马人的残酷镇压和屠杀后,相继离开了巴勒斯坦,而留在当地的居民继续生活在巴勒斯坦,且成为当地的主体居民,特别是自公元7世纪阿拉伯帝国建立以来,巴勒斯坦成为阿拉伯帝国的一部分,当地居民完全阿拉伯化了。直到0世纪初,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一直是当地的主体民族,他们占人口总数的90%以上。总之,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巴勒斯坦人经过了氏族—部落—部落联盟—民族的演进过程。不过,这时的巴勒斯坦人一直作为阿拉伯民族的一部分而存在,还没有确立巴勒斯坦的地域认同。

巴勒斯坦民族主义是在反对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谋求政治平等和民族独立的过程中产生的,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和政治实践运动,起源于19世纪后期和0世纪初期的奥斯曼主义。⑤当时巴勒斯坦新兴的资产阶级及有权势的精英家族把其子女送往欧洲或奥斯曼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接受教育,这些青年知识分子同其他阿拉伯地区的民族主义先驱们一起加入“青年土耳其党”,且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了该党分支机构。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他们积极追随、信奉奥斯曼主义。但是,青年土耳其党掌握政权后没有平等地对待阿拉伯人,而且采用了更加集权化和民族沙文主义的政策,引起包括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者在内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不满,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同青年土耳其党人分道扬镳,并退出了青年土耳其党。这时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进入了阿拉伯民族主义阶段,也就是说进入了叙利亚认同的阶段,追求的主要目标是巴勒斯坦与叙利亚的完全统一。此时期成立的“青年阿拉伯协会”(亦称“法塔特”)、在巴勒斯坦地区成立的穆斯林-基督教徒协会(年)、阿拉伯俱乐部(年),以及巴勒斯坦协会、巴勒斯坦青年协会、绿旗社、奥斯曼分权社、阿拉伯议会团体等组织党派不但认同叙利亚,还声称:“巴勒斯坦是阿拉伯叙利亚的一部分,永不分离”⑥。同时还认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要素是阿拉伯语言、阿拉伯祖国、共同的阿拉伯历史和共同的阿拉伯利益。其次,从地缘政治看,在历史发展长河中,巴勒斯坦不是一个独立的领土单元,与叙利亚处在同一个行政区域内。巴勒斯坦人一直自认为是叙利亚的组成部分,双方在商业、宗教、文化教育、政治等方面的联系密切,尤其是双方精英家族间的通婚现象也十分普遍。所以,巴勒斯坦人认同叙利亚,以及产生与叙利亚统一的思想也属必然。再次,在年3月,费萨尔宣布建立独立的叙利亚政府,对此,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著名领导人不但积极支持政府的建立,还在其中担任要职。

以年7月费萨尔政权的垮台为标志,巴勒斯坦民族主义从阿拉伯民族主义母体中分离,自立门户,确立了巴勒斯坦地域的认同。这种转变的主要原因如下:

1.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东出现了新的政治格局,由于殖民主义人为的分割,阿拉伯世界形成了数十个国家和政治实体。法国控制了叙利亚,且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逐渐形成了叙利亚和黎巴嫩两个独立的主体国家;伊拉克和外约旦也有了自己的国王;巴勒斯坦从叙利亚分离,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和领土单位,并处在英国的委任统治下,地理上的大叙利亚已经四分五裂,不复存在。因此产生了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认同和利益追求。

.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者追求的政治目标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民族主义者不同,巴勒斯坦的民族构建和国家构建尚未最终完成,除了同阿拉伯国家有反对殖民主义统治的共同点之外,还单独面临犹太复国主义的严重威胁和挑战。因此,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成为他们追求和奋斗的主要目标。与此同时,各个地域单位和政治实体的民族主义者包括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者在内,当自己的国家、地域认同与其他政治认同发生冲突时,国家地域认同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而其他的政治认同已退居次要地位,更加强调地域认同与民族属性。所以族称和地域认同已是巴勒斯坦民族构建中的重要条件与特征,也是有别于其他族称和区分地域认同的重要标志。

3.年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哈吉·阿明·侯赛尼任巴勒斯坦穆斯林最高委员会主席,随后又当选为耶路撒冷穆夫提;拉吉布·贝伊·纳沙西比任耶路撒冷市长,标志着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登上了巴勒斯坦的政治舞台,英国委任统治当局事实上已把他们视为巴勒斯坦阿拉伯民族共同体的代表。

总之,从某种程度说,巴勒斯坦的“民族主义早于民族的建立,并不是民族创造了国家和民族主义,而是国家和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⑦。显然,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对民族的构建起了决定性促进作用。

巴勒斯坦民族主义把构建独立国家作为自己的终极目标和中心任务,在为此而长期奋斗的过程中建立了名目繁多的政治组织和政党,其主要有:0世纪0年代建立的阿拉伯执行委员会、民族党、阿拉伯独立党;30年代建立的民族保卫党、巴勒斯坦阿拉伯党、改革党和民族集团,等等。这些组织和政党担当起领导民族解放运动的重任,积极动员民众参加了~年巴勒斯坦人反对英国统治及犹太复国主义的大起义。但是大多数政党领导人被英国委任统治当局驱逐到境外,失去了对民族解放斗争的直接领导权,成为起义失败的原因之一。

年9月日,阿拉伯国家联盟正式宣布建立以艾哈迈德·希勒米为首的全巴勒斯坦政府。10月日,阿拉伯最高委员会在加沙举行会议,公布了《独立宣言》,并宣布了巴勒斯坦国家的建立。这是巴勒斯坦民族构建国家的首次尝试,但是,由于国家未得到大国和联合国的承认,加之民族主义内部的分歧及其他多种原因,最终名存实亡。

但是,巴勒斯坦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毫无疑问被确立,这是不争的史实;另外,巴勒斯坦民族主义成为国家构建中的一个直接促进力量,从而受到人们重视。总之,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形成的过程,也是民族国家构建的过程,构建民族国家的过程又促进了民族主义的发展,同时,民族主义的发展又促进了民族国家的构建,二者相辅相成。

本土与流亡民族主义的磨合

以色列国的建立、巴勒斯坦民族的流散和全巴勒斯坦政府的夭折,表明巴勒斯坦民族主义遭受了巨大的挫折和失败。除了外因之外,从巴勒斯坦方面看,实际情况是,一些人或者说精英人物仍然迷恋于非民族主义的忠诚,如把忠诚于家族或者乡村置于民族之上,这在同外约旦的合并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另一些人则追求阿拉伯民族主义,认为它是比巴勒斯坦民族主义更具广泛性、更能使人满意的思想体系,特别是当民族主义遇到困难和挫折时,试图从泛阿拉伯主义中寻到摆脱困境的灵丹妙药⑧。这种情绪和思潮在现代和当代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中不时出现,甚至成为其产生分歧乃至分裂的根源之一。

随着0世纪0~40年代老一代民族主义者退出政治舞台,巴勒斯坦年轻一代的民族主义及其政党、组织开始崭露头角,活跃在巴勒斯坦的政治舞台上,开创了民族主义运动的新时代。

0世纪50年代,流散在境外的巴勒斯坦人相继建立了一些民族主义组织,其中比较著名的有:乔治,哈巴什以贝鲁特美国大学为中心建立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亚西尔·阿拉法特以开罗大学为中心组织巴勒斯坦学生开展政治救亡运动,并于年10月在科威特建立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简称“法塔赫”)。年5~6月,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简称巴解)在东耶路撒冷成立,阿拉伯国家视巴解为巴勒斯坦民族的政治“实体”和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并在阿盟给巴解一个代表席位。但是,巴解的建立未得到境外民族主义组织的认可,它们视巴解是“为埃及利益服务的工具”,把其领导人视为“夸夸其谈的政客”,并对时任主席舒凯里未接受它们提出的武装斗争的思想,以及把它们排除在组织的领导机构之外,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新成立的巴解与民族主义组织之间分歧明显,矛盾尖锐。“六五”战争为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一批抵抗组织纷纷成立,其中有哈巴什领导的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简称“人阵”,年1月),纳耶夫·哈瓦特迈赫领导的解放巴勒斯坦民主阵线(简称“民阵”,年月)、艾哈迈德·贾布里勒领导的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总指挥部)简称“人阵(总部)”(年10月)、叙利亚支持建立的“闪电”(年5月)和伊拉克扶植建立的阿拉伯解放阵线(年4月),等等。

年,在民族主义组织主持下修改的《巴勒斯坦国民宪章》对巴勒斯坦民族做出界定,指出“年前一直定居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是巴勒斯坦人;年以后,不管出生在哪里,只要其父是巴勒斯坦人,他们也算巴勒斯坦人”⑨,同时把“武装斗争”定位于解放巴勒斯坦的“唯一正确途径”。年月,以法塔赫为代表的民族主义组织掌握了巴解的领导权,阿拉法特任执委会主席,这一切标志着巴解的新生和民族主义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流亡在外的巴勒斯坦人,他们视阿拉法特和巴解为恢复民族尊严、返回故乡的救星和希望。除约旦外,流散在阿拉伯国家的巴勒斯坦人均未获得当地国籍,大多数仍生活在难民营内;海湾产油国的巴勒斯坦人,每人每年缴出工资收入的5%(一说7%)作为支持解放斗争的基金;流落在欧美的巴勒斯坦人,协助巴解驻当地的机构,积极开展民间外交,为巴解争取国际承认和开拓国际活动空间作出了积极贡献;据悉,到0世纪80年代末,“法塔赫”已在多个国家建立了支部。由此可见,巴勒斯坦人流散的国家之多和地域之广。总之,流亡在外的巴勒斯坦人,对巴勒斯坦表示了强烈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身份认同的感情。

在巴勒斯坦本土——约旦河西岸(下称“西岸”)和加沙,由于民族矛盾一直是根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因此,反对以色列的占领、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是巴勒斯坦民族最大的期盼和追求的最终目标。但是,由于以色列的阻挠、破坏和严厉的镇压措施,西岸、加沙未能出现独立和土生土长的有影响的民族主义政党与政治组织。所以,在约旦统治时期,在各地行政部门任职的传统领导人成为当地的精英人物,仍继续起着领导作用,但他们与约旦的联系仍然密切,这些人仍从约旦领取津贴,约旦的货币仍在西岸流通。

正因为如此,巴解和民族主义组织主张的武装斗争的思想一直未能得到西岸、加沙民众的响应;巴解及其他民族主义组织也未能在被占领土建立反以斗争的基地,巴解总部也一直建在境外(直到年才回到西岸、加沙地区);在本土发生的武装斗争活动也是由境外人员渗入而进行的;当时被占领土区内存在的穆斯林兄弟会也未能给武装斗争以支持,相反严格地避免卷入军事行动,只进行了一些扶贫救济活动;当地民众也把反抗以色列占领的斗争限定在合法的非暴力主义活动范围内。由此可见,本土的民族主义领导人,受约旦政策的影响,在斗争方式上同巴解保持着距离。

年,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通过决议,提出外交和政治斗争可以作为一种选择的斗争方式,修正了武装斗争是唯一正确途径的范式。斗争方式的变化同西岸上层人士的主张和要求合拍,也与当地的实际情况相符。⑩

另外,以色列通常把在斗争中涌现的积极分子和亲巴解的著名成员不是驱逐境外,就是投入监狱。这些被驱逐境外的民族主义者大多参加了巴解,有的人还成为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委员,并在巴解的会议上表达西岸、加沙本土人的意见;同时,他们成为巴解与本土人交流、沟通的桥梁,使巴解的政策更加符合当地的实际情况。

年拉巴特阿拉伯高峰会议承认巴解为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联合国确认巴解为观察员、参加联大的会议和工作,获得了准国家的地位;国际和地区组织及许多国家给巴解以外交承认。自此,西岸、加沙的民众犹如从昏黑的荒漠走进了春天的绿地,把以前对约旦王国的忠诚、认同和归属感逐渐地转向巴解,认为巴解是自己政治独立愿望的象征,阿拉法特是他们争取解放的民族领袖。对此,西岸的上层人士也要在约旦和巴解之间作出选择。年西岸进行市政选举,巴解听取了当地人士的意见,同意亲巴解的民族主义领导人参加选举,结果一些原来亲约旦的候选人落选,亲巴解的候选人获胜。这标志着约旦对西岸的影响相应减弱。反之,巴解的影响增强和亲巴解的西岸民族主义领导人声望的提高,同时也反映了西岸、加沙民众支持巴解的民意。对此,年3月,以色列驻西岸的地方长官梅纳赫姆·米尔森说:西岸5个市政委员会中有10个市政府及市长基本上照巴解的指示办事。

西岸、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接受、认同了巴解和阿拉法特主席的领导与权威,并像一个国家的公民忠诚于国家那样忠诚于巴解,把自己的利益、荣辱、追求完全与巴解和民族领袖融为一体。从0世纪80年代以来,本土的民族主义者及精英人物按照巴解的方针政策行事,共同维护争取本民族的利益,共同为构建民族国家而携手奋进。

年9月,美国提出里根计划,西岸和加沙的民族主义领导人对此表示了极大兴趣。尽管巴解内部对此有意见分歧,但是在阿拉法特主席的推动下,约巴双方达成协议,并提出了约-巴邦联的构想。西岸的领导人对此作出了重要贡献,如前希伯伦市长法赫德·卡瓦斯迈和穆罕默德·米勒赫姆在疏通约旦和巴方关系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并且在是否接受联合国安理会第4号和第号决议问题上表示出灵活的立场,有些领导人还建议甚至可以在约巴联合的框架内参加中东和平国际会议。这些为8年巴勒斯坦和平战略即两国方案的出台做出预先的舆论准备。但是,在他们单独会见美国、西欧国家的领导人时又强调巴解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应该出席有关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各种会议。另外,在长期的斗争中,特别是当阿拉法特在黎巴嫩处境艰难、同叙利亚关系严重恶化、尤其是同埃及修复关系而遭到责难时,西岸、加沙的民众多次举行集会和游行,向他们表示声援、同情和坚决支持。

在年的马德里中东和会上,西岸和加沙的民族主义政治家,虽然在约巴联合组团的情况下参加会议,但是,他们基本上贯彻了巴解的意图,接受巴解的实际领导,双方密切合作,表明了西岸、加沙人民与巴解同生死、共命运的情感。

总之,本土和流亡民族主义在民族构建、国家构建的过程中,在战略目标、斗争方式,以及其他有关政策方针上,也产生过认识上的差异和分歧;有时一方表现得激进,另一方表现得温和;有时一方表现得超前,另一方表现得滞后。但经过沟通与磨合,双方在重大问题上也能达成共识。

本土与流亡民族主义之间的分歧

巴勒斯坦在国家构建的过程中曾建立了多种多样的政党和政治组织,维系在巴解之内的8个主要派别在指导思想、意识形态和路线方针、政策上呈现多元化倾向,分歧乃至分裂频频发生。巴解内部的分歧、分裂状况通过各派在被占领土上的成员及追随者,自然而然地扩散到西岸和加沙。但是,由于大敌当前,这种内部分歧在本土并未充分凸显出来,本土的绝大多数民众及民族主义领导人仍然支持巴解主流派和阿拉法特。

7年1月,在西岸、加沙爆发的巴勒斯坦人大起义(英提法达)中诞生的伊斯兰抵抗运动(简称“哈马斯”),给巴勒斯坦的政治生活注入了一个新的因素。“哈马斯”是一个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是由穆斯林兄弟会转变而来的。它的指导原则是神圣的伊斯兰教;宣称反对世俗主义、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声明《古兰经》是“哈马斯”的宪法,圣战是“哈马斯”的道路,奋斗目标是在整个巴勒斯坦建立一个伊斯兰共和国;声称致力于消灭犹太复国主义,认为和平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建议、方案、国际会议均与“哈马斯”的信念相悖。(11)

这样一来,以“哈马斯”和“杰哈德”(伊斯兰圣战组织)为代表的本土伊斯兰民族主义同巴解和“法塔赫”就产生了全面的、深刻的,甚至难以消弭的分歧。“哈马斯”公开提出反对巴解和“法塔赫”信奉的世俗主义和在西岸、加沙建立世俗国家的目标,以及坚持谈判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和平战略及方针政策,更有甚者,“哈马斯”还反对《巴勒斯坦国民宪章》。(1)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世俗民族主义同宗教民族主义发生的碰撞和全面对抗。

因此,“哈马斯”成立伊始就对8年巴勒斯坦国的成立及阿拉法特的两国方案,年召开的马德里中东和会表明了坚决反对的态度。

为了化解与“哈马斯”的分歧,巴解和阿拉法特曾不止一次地同“哈马斯”进行会谈。年1月,阿拉法特同“哈马斯”的代表阿布·马尔祖克在喀土穆进行会谈。会谈中,“哈马斯”的代表要求得到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40%的席位,并且拒绝了巴解是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代表的国际公认准则。很明显,“哈马斯”已向“法塔赫”在巴解中的主导地位和巴解的唯一代表身份提出了挑战。同巴解的反对派相比,“哈马斯”走得更远,前者多年来虽同阿拉法特分歧严重,但对巴解的唯一合法代表身份没有提出过异议。这也说明“哈马斯”已成为对巴解地位构成威胁的一支政治力量。

年9月,《奥斯陆协议》的签署使双方的矛盾、分歧进一步扩大,并且有了新的发展,其标志是“哈马斯”和“杰哈德”与巴解反对派联合起来,组成由十个政治派别参加的“巴勒斯坦力量联盟”,反对巴以和平进程。这是本土民族主义组织首次公开与境外的民族主义组织正式结盟反对阿拉法特,表明本土的民族主义组织以反对党的身份公开同巴解主流派和阿拉法特对抗。

年7月1日,阿拉法特结束流亡生涯,返回加沙。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建立并开展工作。西方著名的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在《社会学》一书中说:“一旦有一个政治机构统治一块领土,一个国家就诞生了。”(13)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事实上就是巴勒斯坦国,只是没有正式宣布而已。事实上它也正在行使着国家的职能。这是巴勒斯坦民族主义长期奋斗取得的一个阶段性成果。

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建立后,主要面临两大中心任务,一是继续谈判,扩大管辖的领土范围,直至整个西岸和加沙,最终建立一个独立国家;二是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这也是巴勒斯坦民族的最大利益和最高追求。但是,巴勒斯坦内部存在着强大的反对奥斯陆和平进程的势力,自年起,“哈马斯”、“杰哈德”等激进组织发动了数十起自杀式炸弹爆炸事件,干扰、破坏、推迟了两大中心任务的实现,给以色列延宕和平进程提供了借口。对此,民族权力机构的安全部队对伊斯兰主义组织的嫌疑犯进行逮捕、拘留、审讯,甚至判刑,并且发生了多起安全部队和“哈马斯”武装人员交火事件;双方矛盾有了某种激化的趋势,有些评论家甚至惊呼:“巴勒斯坦已处在内战的边缘”。为了制止袭击事件的发生,民族权力机构曾逮捕了“哈马斯”领导人阿齐兹·兰提西和马哈茂德·扎哈尔(现任外长),且几次软禁其精神领袖亚辛。

“哈马斯”等组织进行的暴力袭击事件,致使以色列多次关闭边境,西岸、加沙十多万人无法去以色列工作,失去生活来源;以色列也常常扣住本应退给巴勒斯坦人数千万美元的税款不放,使本来就十分落后的巴勒斯坦经济雪上加霜;加上高失业率,巴勒斯坦人的生活水平不但未能改善,反而较前有所下降,对此人们怨声载道。从某种程度说,尽管这种局面是由袭击事件所致,但人们还是迁怒于自治政府。

随着民族权力机构的建立,流亡境外的一些巴解官员,包括“法塔赫”以及其他一些组织的领导人,随着阿拉法特返回到国内(本土),双方生活水平的反差引起了当地民族主义者的不满,甚至受到批评;加之有的官员贪污腐败,以权谋私,使民众很失望。与此同时,由于权力机构的安全部队对袭击事件的肇事者或嫌疑犯进行追捕、拘留,人们对政府违反民主,不尊重人权的指责声越来越大,对政府的信任度有所降低。年给巴勒斯坦人权和民主以健康记录的人为43%,年降到1%,同一时期,对权力机构政绩给予积极评估的人从64%降到40%;相反,认为权力机构腐败者从49%增加到83%。(14)

与此同时,由于巴以和平进程的缓慢、停滞甚至倒退,加之以色列频繁的军事报复行动和“定点清除”政策,使巴以陷入了以暴易暴的怪圈中,也使巴勒斯坦人对和平进程的前途失去了信心,沙龙上台后,86%的巴勒斯坦人主张使用暴力,同时对阿拉法特和“法塔赫”的支持率每况愈下,有时甚至低于对“哈马斯”的支持率。(15)

另外,本土与流亡民族主义的一个根本而深刻的分歧还表现在政治认同方面。政治认同是民族共同体成员对特定政治单位的归属感。在巴勒斯坦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巴勒斯坦人总要同各种政治单位如民族权力机构、政党、组织、地区、团体甚至家族等发生这样那样的联系,有些人将自己归属于某个政治派别(如组织、政党),并且形成了对所归属政治派别的政治认同。这种对政治派别的认同不仅表现在直接参与,还表现在对某个政治派别的义务感、责任感、支持、效忠,同时形成对政治派别深深的情感依恋。这种政治现象在巴勒斯坦是比较普遍的。

但是,特别是当各政治派别的利益发生对立、推行的政策严重分歧时,认同于何种政治派别,并将何种政治认同置于最高地位,就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在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实际上代表国家,负有整合凝聚民族力量,代表民族利益的职责。它面临的两大中心任务实际上代表民族的最大利益和最终追求。因此,对它的政治认同应该置于最高地位,其他的政治认同应服从于最高政治认同。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有些政治派别的成员把对某个政治派别的政治认同置于最高地位,从某个政治派别的利益出发,采取一些与民族利益相悖的过激行动,甚至不惜以牺牲民族最高利益为代价,给民族国家的构建设置困难和障碍,最终导致了民族权力机构和政府(哈马斯)之间的对抗与政策的严重分歧,甚至出现了内战的苗头。能否处理好某个政治派别的小我利益和国家、民族的大我利益之间的关系,使小我服从大我,是一个民族或者政党成熟睿智的标志。

综上所述,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在国家构建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民族主义内部的分歧对国家构建和民族和谐产生了负面影响。因此,消除分歧,加强团结,沿着民族主义追求的建立独立国家的目标前进,不仅是民族的最高利益,也是民族主义各政治组织的最高利益。实践证明,土地换和平的原则是巴勒斯坦建国的基本原则,也是各政治派别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同样是各政治派别联合团结的基础。当务之急是,巴勒斯坦应尽早完成从革命到国家、或者从民族解放运动到国家的转变过程。

注释:

①[美国]约翰·罗尔克编著;宋伟等译:《世界舞台上的国际政治》(第九版),北京大学出版社年版,第页。

②SeePamalaAnnSmith,PalestineandthePalestinians-3,CroomHelm,4.p.8.

③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年版,第96页。

④《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64页。

⑤参见杨辉、马学清:《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起源及早期实践》,载《西亚非洲》,00年第期,第44~48页。

⑥YPorath,TheEmergenceofthePalestinianArabNationalMovement-,FrankCass:London,,pp.-18.

⑦[英国]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李金梅译:《民族与民族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10页。

⑧SeeWilliamB.Quandt.FuadJabber,AnnMoselyLesch,ThePoliticsofPalestinianNationalism,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p.1.

⑨新华社国际部编;尹崇敬主编:《中东问题年》,新华出版社年版,第56页。

⑩参见杨辉:《巴勒斯坦斗争方式的演变》,载《西亚非洲》,年第4期,第5~8页。

(11)SeeShaulMishalandAvrahamSela,ThePalestinianHamas,ColumbiaUniversityPress..pp.-.

(1)SeeZiadAbu-Amr,IslamicFundamentalismintheWestBankandGaza,MuslimBrotherhoodandIslamicJihad,IndianaUniversityPress..p.71.

(13)安东尼·吉登斯著:《社会学》,第4版(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年版,第45页。

(14)KhalilShikak,"PalestiniansDivided",ForeignAffairs,00.No.1.p.93.

(15)SeeIbid.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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